最新教育整顿活动自我剖析材料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个人对照检查材料范文
教育整顿活动自我剖析材料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个人对照检查
对于大队“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活动的统一安排，已在短期时间内，通过多种方法进行学习，深入了解并学习了-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重要论述。
根据所学内容和相关规定，以及个人思想与车管业务工作实际相结合，针对“治庸懒、强担当、树新风”主题实践查找出的问题与教育整顿工作，主动性、深入性地剖析，进一步明确了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在学习过程中再一次审视了自己工作作风，提升对新工作理念的认识，也要提高自身“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思想觉悟。现做如下个人剖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个规定”学习态度认真，但是对思想实践的行为有所懈怠，知识结构呈现碎片化，不深入。对于学习内容不系统，没有根据实践进行分析总结，积累经验。
2、
经过学习和审视自己的工作情况，对于自己的工作总结是无过无功，但是对此也表现出自己对待工作的主动性及创新性的缺乏。思想上安于现状，对科技运用能力不足、意思不强、水平不高，对于工作上专业化学习不积极。
3、
由于工作态度存在的不积极现象，也导致工作理念与方式方法滞后，所以难于跟上时代对新出现的群众问题解决困难，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工作的为难情绪。如果不及时反省工作态度容易出现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薄弱，理想信念滑坡的问题。
4、
在车管窗口服务工作中由于情绪控制能力弱，所以在工作中不时存在着带情绪上班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工作不上心、不尽心，窗口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不佳的问题。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对于以上总结的问题，存在着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对于客观原因是长期存在的，能够对工作有所改进的应从主观原因出发进行自我提升。通过这段时间，理论学习与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多次进行审视，深刻剖析这些问题的相关因素，从自身思想和行动中查找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思想和新规的学习不深入的问题，因为没有研读原著，把握精神实质，对各个思想是独立学习，没有灵活的学习其中的相关系，学习角度不全面。同时，思想内容空泛没有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运用。
2、
针对科技运用能力不足，因为学习不积极，学习内容流于表面，学习内容运用少。新发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新要求。只是泛泛知道其中一些概念和要求，而不注重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讲话做事缺乏专业水准。
3、
针对工作理念与方式方法滞后，由于工作性质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容易陷入工作机械化的状态，不愿进行工作效率的改进，同时在改进的方法中存在风险会造成更多的麻烦，从而有为难情绪，安于现状，对群众新出现的问题也出现抵触情绪，导致工作中有不耐心的情况出现。
4、
对于所有的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生活习惯的懒惰，在工作中的体现是对工作现在的听之任之，在工作结束后的不愿花时间对自己能力的提升。提升和改进都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学习，对此自己学习兴趣弱和意志不够坚定。
三、今后的整改措施
1、要进一步拓宽学习，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文件精神，把“三个规定”的要求与工作同事讨论学习，通过多角度的学习，增强学习效率和学习的深度。进一步强化系统总结，工作于基层一线，自觉发挥优势，找好工作的切入点与实际细化工作标准，坚持边实践，边总结，立位深化落实积累宝贵经验。
2、
每日三问：我是谁？时刻提醒自己的工作标准，时刻对自己的工作态度进行衡量。我代表谁？时刻提醒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单位或者个人利益。我为谁二行动？牢记为人民行动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3、
转作风变观念促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稳中求进、进中求变、变中求优”，高度重视工作质量。进一步
强化问题导向，认真慎重积极对待各类意见建议，列出清单，落实有效措施和办法。全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认真收集和解决好群众需求。进一步整改，积极借鉴其他部门或城市的优秀做法，因地制宜的进行学习，落实于实践。
4、
要强化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理念，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在真学、真懂、真用上下功夫，使学习真正成为充实知识、提高素质、增强本领的基本途径。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
5、
遵守规矩，强化纪律约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政治纪律各项规定，切实把党内规矩遵奉为人生戒律，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把合法性作为优先选项，经常与政策法规对表纠错，确保不触碰制度规定这条红线。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为深入推进教育整顿工作，按照交警党支部安排部署，X月X日，第四党小组组织全体在岗民（辅）警开展教育整顿自查自纠剖析会，会议由第四党小组组长主持。会上，全体民（辅）警结合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党小组组长要求全体民（辅）警要对照教育整顿方案深入剖析自身问题，敢于直面问题，深入查找不足，切实开展自查自纠。通过此次自查自纠会议，为大队下一步工作落实和整改工作开展理清了思路，起到了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作用，为下一步教育整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结合工作实际，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
一、存在的问题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方面。对新时代新思想的学习有所放松，学习时常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不能很好地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帮助自身提高；理论水平不高，没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学习还存在抄笔记、死记硬背等形式主义。
关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和履职践诺方面。有时候大局意识不够强，比如在工作中，还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认为做完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没有从整体来通盘考虑。政治意识不够，工作之余，有时候对于身边人提出的一些不利于党的言论、有损党的形象的行为，不能及时予以制止。
关于担当作为、真抓实干、遵规守纪等方面。担当意识不强，面对一些比较复杂棘手的工作，不敢直接面对，对基层群众或基层单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使是自身的问题，也存在不敢担责、不愿担责的心理。工作中还存在浮躁心理。有时候上级部署下来的工作较多，容易烦躁。对于一些对员工的工作部署，有时候只是停留在发了通知，做了提醒，没有对落实情况严格把关，有时候真实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向领导汇报时心里没底，一问三不知。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忽视了理论知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政治觉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反思不够，对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不去改进，学习和运用理论方面欠缺很大，特别是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差距。虽然在思想上也注重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但学习得不自觉，不主动，不系统，不扎实，浅尝辄止，零打碎敲。
二是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对有些自认为不太重要的工作存在应付现象，不深入实际探究，使一些工作不能扎实开展。
三是自律意识不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行动没有经常开展。
四是涵养不高，我行我素，没有打算和付诸实际行动去解决自己的领导艺术和水平，性格急躁，包容心、尊重别人方面做得不够，有骄傲自满情绪存在。
三、今后改进的措施
通过自我剖析和深挖思想根源，既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积极改进的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努力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以便更好地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1、
学习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学习孕育观念，观念引导行动，行动促进工作”的理念，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力度和深度，提高自己的工作本领。即向书本学习，也想实践学习，还应注意学习身边每位领导和同事的优良品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思考中提高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2、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坚持科学态度，始终做到解放思想和尊重客观规律相结合，与遵纪守法相结合，与工作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大局出发，坦坦荡荡做人，勇于承担责任，恪尽职守依靠智慧创造性开展工作。
3、
要养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决与上级党组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的落实好单位各项决策和安排，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行动。
4、
要树立诚信履职的理念。加强自身的诚信意识，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做起，从大事着眼，从小处入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以上自我剖析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我一定会诚恳接受，并切实整改。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共计53万字，分233门，合方论达5300余条，包括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内容主要是：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妇人诸病方、少小婴孺诸病方、七窍诸病方、风毒脚气病方、诸风病方、伤寒诸病方、五脏六腑诸病方、内科诸病方、外科诸病方、食治、养生、平脉、针灸等。
《千金要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各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以“务在简易”为编撰宗旨，打破传统方法，以脏腑病证统方，将杂病之方以“五脏六腑”为纲进行分类，即在某脏某腑之下，先分虚实，次别寒热，继列与本脏腑相关的病证。这种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学说的发展，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不仅查阅方便，而且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此外，该书将《妇人方》《少小婴孺方》置于全书之首，其用意及编次均具创新之意，开创男女平等风气之先河。
《千金要方》在深化疾病个性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在论症上明确按内、外、妇、儿、针灸、急救等学科分科列病，每一学科均涉及许多独立的疾病和病名，分析了病源、症候及其诊断指征和治疗方法。例如在寄生虫病方面，提出了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射工（血吸虫）等，病源十分具体，针对病因展开治疗。这种针对疾病个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将每种疾病从其病原学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突破了前人“六淫为病”的笼统说法，为区分疾病、探求病因，寻找特异性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
《千金要方》对唐以前及唐初药学成就、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对中药材的栽培、采取、贮存、保管、炮制加工及汤、酒、丸、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识药，亲自参与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反映出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其用药思想对当今临床治疗具有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千金要方》中还大量记载了孙氏本人长期临证用药的经历和体会，反映出不拘泥于古方大胆创新的理念。其中，他结合炼丹术的技艺与剂型、以砒霜治疗疟疾的临床实践，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和治疟方法，早于国外1000多年。
《千金要方》所收方剂约4500余首，除来自于前人或当代医家著作外，还包括孙思邈本人的临床用方、民间的单方验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医方，涉及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的食治、养性、补益等方面的论述与方治，体现出孙思邈在养生对抗衰老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说，具有开创之功。在食疗学方面，孙氏对食物的分类与论述、“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疗原则、饮食宜忌学说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基础。在养生学方面，《千金要方》上承《黄帝内经》及秦汉魏晋六朝的养生思想，下启唐后养生理论，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方法简便易行，其方治切合中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晚年编著的《千金翼方》中，孙氏明确提出“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一书早600余年。
《千金要方》是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一是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将经络腧穴集中绘于三人形之上，使之准确直观，一目了然。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经穴理论，补充发展了经络腧穴学说。三是发明了手指比量取穴法，至今仍然广泛运用。四是首次提出“阿是穴”，以患者痛处为穴，直接进行按摩针灸，较腧穴更有显著效果，扩大了针灸穴位范围。此外，该书在扩充经外奇穴、选编针灸验方以及提倡保健灸、注重热症灸等方面多有创建，为针灸临床治疗与保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千金要方》在医学教育方面，树立了以“精”“诚”为核心的准则。所谓“精”就是医技深湛，“精”在对天地人、人的生命、人的肉体组织和各种精神活动的整体辨证认识、准确把握和积极维护。所谓“诚”就是医德高尚，诚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在“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诚在“对患者皆如至亲，普同一等”“用生命以济危急，一心赴救”。“大医精诚”的医德学说，将儒家“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是孙思邈学说的主题和核心，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医德学说，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鄚（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虢国曾经用针刺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也正因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呢？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2012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这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对中医学的贡献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桡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上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人生价值?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人问过且继续为无数人追问的话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母体留下的信息与外部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把“三不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一把尺子。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人生价值?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人问过且继续为无数人追问的话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母体留下的信息与外部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把“三不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一把尺子。
“三不朽”凝结着人生追求的恒久价值
何谓“三不朽”?此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大概是古人走出了蒙昧、野蛮时代后对人生价值的幡然醒悟，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考、把握和追求，道出了人生追求的恒久价值，抵达了过去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抵达的有关人生价值的哲思层面。
人有了德，就会行为有范、行止有度，遵规守矩，组成一种明晰有度的生命节奏，一种可亲可依的立体结构，由此社会才会文明，世界才会温暖。诚然，道德来自于内，是无所不在的自制力量;法律来自于外，是国家意志。如果所有的人都靠外力监督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体现人的主动性?由此，致力于立德的人，永远超凡脱俗、永远扬着思考的头颅、永远以慈祥的眼光注视着远方，感化众人，泽被后代。
建功立业，造福社会，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一直为人类所向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人，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本质上是对人的一种规定、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也就是要履行的一种担当。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文明，离不开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先贤的伟大历史功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永远不可磨灭。建功立业者，受人尊重，他们的事业，也会通过多种形式，传之于后世，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类通过语言宣示着崇高的理想、弘扬着不朽的信念、阐发着深邃的哲理、描述着美妙的故事。如果一个人能说出有品位的话，能说出惊人之语，或者能够留下有内涵有质量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或把思想、经验、方略用文字记载其要，传之于世，供人欣赏、借鉴，给人以启迪和鞭策，能对社会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就是做到了“立言”。
“三不朽”的实质是人生的大格局
“三不朽”强调的是人生要有大格局，即要为社会民众谋利益，要以天下为己任。“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任何人成就事业，首先在于人生格局，因为“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一个格局大的人，可能出身的环境很贫苦，但是却很有可能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源于他们身上优异的品质很多，其中“身在红尘不随俗，志存高远心系国”是最为显著的特点。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与朋友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所以，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才会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时代强音。
这是何等的人生格局啊!
一个格局小的人，往往自身就存在很多的恶习，可能人不穷，但是心却很穷，胸怀狭隘、目光短浅，功利味十足，遇人首先揣测对自己有多大利用价值，遇事条件反射般估摸出有多少利益可捞。有的地位、学历不可谓不高，但做人做事首鼠两端、俗不可耐，“官一升，脸就变”“杯杯先敬有钱人”等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现象，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是十分自然的。由于没有天地情怀、没有哲学情怀、没有对生命的虔诚和关爱、没有人性深度的透视和剖析，也就难以有“三不朽”的境界和品位。
“三不朽”精神的内涵总是与时俱进
“三不朽”价值目标赋予了中国人继时性价值目标的张力和追求，集中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中，同时这一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虽经历朝代更替，时代发展，但社会主流群体大多是“三不朽”精神的倡导者、宣扬者，更是其实践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与时代同行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下的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需要思想也能产生思想，渴求理论也能产生理论的时代。
新时代的立德，就是以明德为旨归，涵养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坚持注重德行和党性修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时刻葆有共产党人的初心，凝聚正能量，以正确的价值观陶冶身心、尊崇德行、提升人格、榜样示范，为社会作出表率。
新时代的立功，就是以深厚的家国情怀、自觉的担当意识和精湛的能力水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功立业必须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利民之事，丝发必行;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同时要具备担当奉献精神，肩负起“利民为本”的责任，“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以为民立功之根本，既实现功业成就之心，亦不负党的重托与人民的信任。
新时代的立言，就是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价值坚守，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言。要放宽视野，深刻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时代内涵、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展现其背后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树立新时代的思维、把握新时代的脉搏、回应新时代的呼唤，勇立时代潮头，走进实践深处，密切联系群众，发出时代先声，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追求“三不朽”的人生境界
社会是有机的组织，既需要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革命家等社会精英人物的杰出贡献，也需要每一个人的贡献。因而，英雄伟人可以不朽，贩夫走卒也可不朽。社会赋予每个成员以一定的角色，肩负相应的历史使命，他们分别以自己的个体能量满足实现社会面貌的变革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民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从所“立”的主体对象来看，立德、立功、立言是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其中而设立的理想人格追求，也是各层级各时代都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不同阶层的人的家庭条件、社会阅历、教育修养、社会文化等的差异，使得人们在追求“三不朽”的成效时有差别。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代表了一种精英信仰范式的“三不朽”，而一些社会上的普通人虽然他们日常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杰出的社会贡献，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视为普通范式的“三不朽”，但正因为它普通，才是最接地气、很有生命力的。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共计53万字，分233门，合方论达5300余条，包括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内容主要是：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妇人诸病方、少小婴孺诸病方、七窍诸病方、风毒脚气病方、诸风病方、伤寒诸病方、五脏六腑诸病方、内科诸病方、外科诸病方、食治、养生、平脉、针灸等。
《千金要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各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以“务在简易”为编撰宗旨，打破传统方法，以脏腑病证统方，将杂病之方以“五脏六腑”为纲进行分类，即在某脏某腑之下，先分虚实，次别寒热，继列与本脏腑相关的病证。这种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学说的发展，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不仅查阅方便，而且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此外，该书将《妇人方》《少小婴孺方》置于全书之首，其用意及编次均具创新之意，开创男女平等风气之先河。
《千金要方》在深化疾病个性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在论症上明确按内、外、妇、儿、针灸、急救等学科分科列病，每一学科均涉及许多独立的疾病和病名，分析了病源、症候及其诊断指征和治疗方法。例如在寄生虫病方面，提出了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射工（血吸虫）等，病源十分具体，针对病因展开治疗。这种针对疾病个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将每种疾病从其病原学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突破了前人“六淫为病”的笼统说法，为区分疾病、探求病因，寻找特异性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
《千金要方》对唐以前及唐初药学成就、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对中药材的栽培、采取、贮存、保管、炮制加工及汤、酒、丸、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识药，亲自参与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反映出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其用药思想对当今临床治疗具有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千金要方》中还大量记载了孙氏本人长期临证用药的经历和体会，反映出不拘泥于古方大胆创新的理念。其中，他结合炼丹术的技艺与剂型、以砒霜治疗疟疾的临床实践，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和治疟方法，早于国外1000多年。
《千金要方》所收方剂约4500余首，除来自于前人或当代医家著作外，还包括孙思邈本人的临床用方、民间的单方验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医方，涉及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的食治、养性、补益等方面的论述与方治，体现出孙思邈在养生对抗衰老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说，具有开创之功。在食疗学方面，孙氏对食物的分类与论述、“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疗原则、饮食宜忌学说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基础。在养生学方面，《千金要方》上承《黄帝内经》及秦汉魏晋六朝的养生思想，下启唐后养生理论，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方法简便易行，其方治切合中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晚年编著的《千金翼方》中，孙氏明确提出“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一书早600余年。
《千金要方》是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一是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将经络腧穴集中绘于三人形之上，使之准确直观，一目了然。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经穴理论，补充发展了经络腧穴学说。三是发明了手指比量取穴法，至今仍然广泛运用。四是首次提出“阿是穴”，以患者痛处为穴，直接进行按摩针灸，较腧穴更有显著效果，扩大了针灸穴位范围。此外，该书在扩充经外奇穴、选编针灸验方以及提倡保健灸、注重热症灸等方面多有创建，为针灸临床治疗与保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千金要方》在医学教育方面，树立了以“精”“诚”为核心的准则。所谓“精”就是医技深湛，“精”在对天地人、人的生命、人的肉体组织和各种精神活动的整体辨证认识、准确把握和积极维护。所谓“诚”就是医德高尚，诚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在“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诚在“对患者皆如至亲，普同一等”“用生命以济危急，一心赴救”。“大医精诚”的医德学说，将儒家“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是孙思邈学说的主题和核心，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医德学说，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鄚（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虢国曾经用针刺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也正因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呢？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2012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这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对中医学的贡献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桡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上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因制空权在美军手中，对志愿军战斗行动极为不利，上级要求志愿军空军迅速开赴前线同美军作战。此时的韩德彩正在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努力学习航空理论，渴望早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驾驶战鹰去参战。然而，对于只读了一年私塾的他来说，要在一个月内掌握涉及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工作原理、构造和应用，以及领航学、地形学、气象学等十几门学科的航空理论，谈何容易。
拼啦！不就是一个月时间嘛，他下定决心。背负这种信念和精神，他硬是凭着年纪轻、身体好、精力旺、记忆强，从零开始，把不懂的或不太懂的，统统背了下来；课堂上不懂的就缠着教员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弄通为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自习，看讲义，与其他学员对笔记，加深认知和理解；晚上熄灯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总是先把教室门关上，窗户的插销不插，等其他人睡下了，再从窗户跳进教室继续学，一学就到深夜。后来，航校怕影响学员身体，熄灯后教室不让进，他又跑到走廊上看笔记，背诵所学的课程。就这样，他每天学习达18小时，一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脱过衣服、洗过澡，咬着牙拼了过来，在最后的理论考试中，他以四分的成绩闯过了航空理论这一难关，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航空理论学习任务。
航空理论学习的圆满结束，标志着韩德彩踏上了新的台阶，但对于一个战斗飞行员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当时，初教机雅克-18是必须要过的关，他誓言不辜负党的培养，又拼上了：在地面练习开车、试车时，他对座舱的各种仪表、参数、功能、位置力求烂熟于心；在领航准备工作时，从制作地形图、飞行操作，以及飞机前后舱设备的分布，他反复画、认真听、强行记。在机场现地教学时，对座舱实习、起飞保持方向、着陆地面夹角以及穿保险伞的练习，他都取得了五分成绩。在飞行准备任务时，按照看地形和特技飞行动作要求，他从起飞到着陆滑行一遍一遍练，直到教官满意为止。在练习特技飞行时，他从大坡度盘旋，到垂直动作，从螺旋到横滚，一连串动作和程序，始终与教官保持高度一致，形同一人。在小组第一个放单飞时，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驾驶着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升、转弯、下滑、着陆一系列动作，他飞得顺当、干净、利索。
新增加的对地目标攻击和编队飞行两个科目，前者虽是体验性科目，不开炮也不照相，但他学得认真，打得坚决；后者虽是一个架次带飞，但他严肃对待，严格按照教官讲述的操纵要领，在地面反复练，深刻悟。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韩德彩以特技螺旋的全套动作考试合格，圆满毕业。
临战前夕，韩德彩又以拼的姿态，投入到米格战斗机的理论、技术学习以及战前的训练。米格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在他的心里，既然是一流的飞机，就要用最短的时间，在抗美援朝战场打胜仗、立战功。1951年7月1日，韩德彩被分配到沈阳东塔机场空15师43团1大队当僚机飞行员，团长季鸿让他学飞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学习刻苦用功的韩德彩，很快掌握了米格-15战斗机的结构、性能、特点以及操纵使用方法、故障的判断和特殊情况下应急处置的要领，在全团实现第一个率先放单飞。
迫于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开飞后第五个飞行日，韩德彩进入临战训练，即编队训练，从双机、四机、八机、十二机编队，到二十四机编队（团编队），还飞了师编队，每一次他都用心琢磨长机的特点，学习如何紧紧跟队飞行。他的飞行技术提高很快，只要长机翅膀摇一摇，他就知道该做什么动作；在战斗机单飞对地靶实弹射击训练时，练就的是飞行员重要的胜战本领，不仅难度高，风险也高，加上是首次实弹射击，为确保训练绝对安全，他认真进行飞行前准备，请教官详细讲解地靶攻击的方法，瞄准射击要领和注意事项，尔后在地面反复练习，直到心中有数，才到空中实施。随着一道道火舌从战机两翼喷出，靶心迅即浓烟滚滚，真可谓“霹雳凌空射，神威震乾坤”。截止1951年12月下旬，包括空中投油箱等一系列的常规飞行训练和临战前的作战训练全部完成，迎接他的将是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
一路“拼”来的韩德彩，在睿智与勇敢中，又以“空中拼刺刀”战斗姿态投入到抗美援朝空战中。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击落，就是他的空战杰作。
1953年4月7日16点，所在团12架战机前出鸭绿江口寻机作战，在穿云时与另8架分开的韩德彩4机编队，因未发现敌情，地面指挥所令其返航并掩护机群着陆，当他和长机飞行员张牛科正准备降落时，耳机里突然传来指挥员急促的口令：“快拉起来，后面有敌机”。他迅速拉起战鹰，四处搜寻，发现两架美机正追一架友机。突然，美机发现其前方的张牛科飞机，高度低速度慢，有可趁之机，立即作出反应，向正在下滑着陆的张牛科飞机开火，来不及躲避的张牛科飞机猛烈颤抖一下，机尾冒出烟火。危急时刻，带着掩护长机脱险的责任和一定要把美机打下来的念头，他不顾油量警示灯警告，加大油门冲向敌机，迫使美机放开张牛科长机，助其安全降落。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日知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理念，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民风礼俗、赋税田亩、职官选举、水利河渠、漕运监铁、人才军旅等民生问题。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在《序言》中评价先生道：“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凡是有关民生国命之事，先生一定仔细考察、追本溯源，寻求事情发展的起因和过程。民生问题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经世济民之要务，顾炎武引用《诗经·大雅》连用六个比喻，阐发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性：“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并提出了“厚生为本”民本思想，“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聆听百姓的心声，满足百姓的诉求，“敬天勤民”“与民同患”。
顾炎武关于“君、臣、民”平等的学说，极富现代学说特色，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新动向。古代有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班爵”，在顾炎武看来，班爵都是为百姓而设立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班爵不能离开百姓而存在，所以“非绝世之贵”。有班爵者食“班禄”，“班禄”指的是“代耕而赋之禄”，有爵位者管理国家事务，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以此代替耕作谋生。所以即使是天子也要为民谋事，“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君为民所立原则贯穿了《日知录》政论思想的始终，顾炎武依据史书的记载，举了上古帝王敬民、爱民的具体事例，比如《尚书》中的《武成》《召诰》《毕命》等篇记载，周王出征、祭祀都是步行前往，“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为了亲身感受民生疾苦，深入民情，上古帝王与百姓共同参加生产劳动，“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在敬爱百姓的基础上，顾炎武特别强调要对人民讲诚信，对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要使“民无贰志”，就要以“诚”来对待百姓，用“信”来凝聚人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当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即使遇到粮草匮乏、兵器不足的困境，人民也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
“文须有益于天下”
顾炎武怀着“经世济民”的民本情怀，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治学号召。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文章之所以不能在天地之间消失，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文章多一篇，就有多一篇的好处啊。顾炎武先生的治学方针，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导向，提倡做学问以“明道”“救世”的基本理念，拒绝空谈，而是要与活泼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人民遇到的现实问题，他说：“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做学问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空虚之风日盛，务实之学日疏，会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