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淼，徐梓又
（1.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2.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达州 635000）
谥号是国家对个人身份的尊崇，它不仅反映了国家对个人生前功勋的回赠，也反映了朝廷向国外、向基层表达国家礼治文化的不可调序性，即非功非贵者不可享有此种厚遇。谥号所呈现的含义一定要准确，具有公平性和公开性，决不能是私谥，“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1]“古人谥必有议，谥不当则加贬削”[2]。唐起居郎苏楷认为昭宗谥字名实不相符，认为“夫谥者，所以易名而贵信也”[3]。明礼部尚书胡濙称：“谥法之设有美有恶，无非因人贤否而示劝惩也。”[4]《明史·诸王世表》综合明朝各类典制书籍，将所认定的谥号信息汇聚于一表，方便后人检索，而对于缺失的信息则已很难去弥补。纵观世表，大体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 以后去世之郡王、天启元年（1621）以后去世亲王之谥号缺载，部分处于偏远地区的王府甚至早在嘉靖（1522—1566）初期就已缺失了谥号信息。清廷对南明藩王追谥时多有贬低，且南明政权本身存在时间较短，故明后期诸王的谥号信息缺漏甚多。关于谥号制度的重要性，学界已有不少的成就①，但与藩王赐谥制度相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挖。梳理藩王赐谥流程，揭示朝廷对藩王赐谥的态度，厘清赐谥制度与君统的关系对正确认识明代藩王赐谥制度尤为重要。
从西周到清朝，赐谥制度不断被完善，并在明朝逐渐定型，由原来只有周王才有资格拥有谥号逐渐演进到诸侯、世子、皇（王）后、百官乃至其他身份者也有机会获取谥号。明朝藩王赐谥是朝廷最为关注的礼仪活动之一，是宗室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宗室得谥比任何一个群体来得更容易，他们无需靠军功或入仕，凡非叛逆藩王皆有谥，即使已贬为庶人或低爵位者也可能因其子袭爵、晋爵的缘故而被追谥。
明朝赐谥自洪武（1368—1398）初期开始，第一位赐谥亲王为鲁荒王，第一位赐谥郡王是巴陵悼简王。与宋朝相比，明朝固定了谥号的字数，改变了宋朝以来封谥较为混乱的局面。明朝制度要求亲王的谥号为一字，郡王为两字，郡王以下等级的宗室一般没有资格拥有谥号，他们距离帝王血统实在过于疏远。明朝的文官取谥制度很晚才确定，而宗室又不能带兵出征，这也就意味着宗室不能利用军功来获得谥号，这也是礼治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但同时也造成了宗室在儒家文化中的上下等级差。与生前即可追尊不同的是，取谥必须保证是在藩王去世后给予逝者荣誉。至嘉靖朝，赐谥制度已几近荒废，《续通志》对于嘉靖时的礼制有这样的评价：“世宗定明伦大典，颇以制作礼乐为事，其时议礼诸臣希旨苟容，未免为世诟厉。”[5]
明朝的赐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核勘。亲王去世，巡抚、巡按等官员核查实情；
郡王去世，同城亲王及王府承奉、长史等官员核查实情；
若藩王去世一事属实，各地再遣人上报礼部。在明朝，始封藩王就藩后一般不再与中央朝廷有直接接触。太祖时期仍存在诸子朝觐现象，宣德时期（1426—1435）的守城王制度，以及明朝中后期常见的宗室入京奏讦案件、世宗祭拜兴庙等事件则属于特殊情况。藩王自洪武以后已无实际行政权，甚至建文（1399—1402）以后军事权也逐渐被剥离，王府官也在宣德以后开始从辅佐官转变为监察官[6]105。诸王就国名义是封建，实际完全处于国家行政干预之下，而由朝廷官员负责双方之间的联络。当礼部收到地方奏报后，会派官员备查实迹，重点考察藩王去世背景、生平事迹等，以备拟谥之需。
第二阶段：选谥字。与以往各朝全由尚书省议定谥字有所不同，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规定，应得谥者由礼部请旨，礼部行翰林院拟旨[7]1488。弘治四年（1491）朝廷又要求礼部对滥请者多加斟酌。礼部首先确定取谥的条件，将谥字分为三级，行业俱优者为上，行实颇可者为中，无取者为下。礼部又将藩王的生平事迹、人物品质和在核勘过程中他人的评论一并交予翰林院以备拟谥请旨[8]1310，翰林院根据藩王的生平选择几个谥号后交予内阁评议，谥字的选择来源皆有具本，包括谥字的演绎、前例诸论以及“驳正前人着议之非”者[9]52。阁员相互商量，议定后上交皇帝，由皇帝亲自从中选择合适的谥字，并令翰林院臣拟写册文。到万历时期，谥字的选择多出自秉笔太监之手，其中夹杂了许多私情[1]，对于藩王而言，受君主的优崇，他们也表现出让君主满意的恭顺态度，因此即使请名流程中存在过多舞弊行为，私情也已被频繁赐予美谥的操作所淡化。当时朝中大臣忙于党争，无心关注藩王赐谥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更不用说向皇帝奏请谥号改革。
第三阶段：遣使赐谥。藩王一般在去世后半年至三年进行安葬。朝廷听闻藩王去世，会辍朝三日斋戒，并确定谥号。在祭告宗庙、安葬之前，朝廷会派遣官员赍带册文赶赴地方祭祀宣读。衡恭王在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初七去世，朝廷的《册谥恭王制》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被宣读，之间相差二十个月之久。制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藩王的生平事迹和品德评价，以及朝廷所发之哀思、谥号深意等。谥宝放置于坟园中，谥字随后也会被载入圹志。
明初承故制，规定宗室早殇者不赐谥、辍朝、赐祭，但这项制度很快被君主所改。宜都王朱贵燯四岁而殇，礼部请求遵循前制，成祖不许，仅免辍朝、加谥而已[10]。在宗室问题上，所有议题一般都由最高统治者决定。成祖如此做，既向外人展示了自己在即位后仍会优崇同族的决心，又慰藉了移藩于荆州的辽王朱植。在成祖诸兄弟中，只有辽王朱植在靖难之役中“素谙兵事，不一振”“渡海来归。嗣有翼卫燕王功”[11]1229-1230。他算是出力最多的一位藩王，但却落下移藩的下场，多为时人所惜。此后如蜀府崇宁、崇庆、辽府潜江、庆府靖宁、韩府临汾等五位早殇郡王虽也没有被追谥，但朝廷均派遣使者赐祭加礼，可见明朝君主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稍改礼制，而且这种现象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朱国祯在著作《涌幢小品》中认为《大明会典》将宗人府列于文职衙门之首，体现了太祖重视天潢的想法，但是洪武以后的君主都采取宗室防闲政策。宗人府在五府六部中“不成次第”，职位不由宗室担任，这都违背了太祖的初衷。“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变，皆作谀语，大失丝纶之礼……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皆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进封日月与子女名，铭语寥寥，结曰并垂不朽云，此可称不朽乎？”[12]藩王册封敕文过于简略、僵化，内容结构大体相同，差异只在受封者的姓名和册封时间[13]，完全失去了原来“重典”的意味。在朱国祯眼里，宗室的圹志皆沿袭敕文内容而无新意，朝廷如此防闲宗室、轻视国典，实违祖制。朝廷防闲政策决定了藩王不能有所作为，圹志中无法记载个人的实际才能和贡献，以至于谥文简单、语句格式一致，赐谥制度完全成为礼节化的流程。
赐谥完全不顾及藩王的实际品行。藩王是皇家宗族，血统高于其他姓氏，拥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地位。《明史》是清官方所修之正史，在清廷倡导“天下一家”之背景下，其对明朝与女真之矛盾及民族差异等信息进行涂抹、修缮与重构，且重点阐释汉以降的尊帝、崇儒之道。文献的记载与传承有片段式记忆的特点，明朝藩王之事迹的记载也多以描写“善”和“忠”为主。如楚昭王朱桢在世多有不端行为，但《明史》只记载他为人谨慎、喜好读书、为国屏藩[7]3570，正如清代的汤铭所言：“后靖、愍诸王之肆虐，亦由昭王始之不善，正不得以昭寝仅存，未被盗发，遂谓昭能修德以守国也。”[14]高巍在谈论太祖诸子时，也称他们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7]4058，这就暗示太祖诸子的行为与谥号多不相符。楚府多事，有三件大案：楚世子弑父案、崇阳王盗财案和楚王真假案，其中前两件事涉及多名宗室成员，按照《明世宗实录》所载，崇阳王朱显休罪大恶极被处死，不被赐予谥号，永安世子朱英焌也是主犯，但其最终被赐予“恭顺”的美谥。又如赵靖王朱见灂“狎戏酗酒，怒辄以刀剑专刺人，重棰杀之，或剜面创首”“强买良家子女，留止乐妇后宫”[11]1261，种种不法行径，与“恭己鲜言”“纪纲肃布”“以德安众”等“靖”的谥解难以契合。朱见灂的美谥似乎是其祖父赵简王主动上缴护卫的遗惠所致。明中后期朝廷更加看重藩王的恭顺态度，藩王纵使品德恶劣尚可得平谥，子孙也能享受福荫，这也使谥号完全偏离事实。明中后期的特性类、政治类美谥逐渐被悼思类平谥和恭顺类美谥所取代，造成名与实更加不符。临川恭顺王生前与其父争讼而被废为庶人，死后过了六十年仍被赐予美谥，体现了明朝中后期谥法制度的僵化。另外，宗室、文官、武官、嫔妃等的取谥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制，对于亲王府而言一字谥号终将用尽，后王的谥字选择受限，为了再次使用前王的谥字，部分谥字甚至发生变异，如“靖”异变成“景”“静”等。春秋时晋惠公不“惠”，而明朝的唐端王也不“端”，他们迫害世子、世孙，妄图改变宗法伦序，仅仅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取谥的受限而违背了谥制的本意，这与赐谥本身的弊病密不可分。宗室成员尽管无法通过科举、武功而进入仕途，但在倡导儒风的社会环境和提倡宗学的政治环境影响下，逐渐呈现出好学的风气。尽管如此，“文”谥一般仍只用于翰林官员。至明末，各类贵族之间的谥字界限有所打破，如“裕”“端”“贞”等谥字借入藩王谥字系统，但是明末新增的亲王谥字仍看重恭顺，而非个人的真实品行，可见此时谥法制度因得不到全面、彻底的改善，已经磨损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造成藩王谥号名实不符除了社会追求浮夸奢靡风气外，还与君主偏私的性格、散漫的态度等有一定关系。
旁支继统后，当权者凭借自己的意愿轻易改变赐谥规则，以此稳固自己的统治。郭良翰认为明朝“或益之过，而青宫之号羡于诸王；
或损之深，而兴宗之名几于追废”[15]。建文三子皆已封亲王，成祖即位后降封三人爵位，朱允熥、允熞不久被废为庶人，后人甚至都不知朱允熞在何年去世，二人的谥号至少在成祖时是没有被赐予的。而建文季子朱允熙作为孝康皇帝的奉祀者，死于一场突发的火灾，成祖假意追谥“哀简”，承认了他的建瓯王地位。嘉靖（1522—1566）以前文坛并不认可三人的亲王爵位，万历（1573—1620）以后，王世贞将三人纳入亲王系统，但仍未标明一字谥号。清朝张廷玉所撰之《明史·诸王世表》载明三人的封号为一字王，谥号分别为“悼”“愍”“哀”，以此承认他们的亲王待遇和品秩。今人根据《明实录》《弇山堂别集》等记录的追谥信息，在朱允熙的“哀”字后添“简”字，这一操作实际有违作者的初衷。三人的一字谥号是南明政权和清朝分别追赠的，随着政治发展的需要，三人的身份从庶人不断向亲王变迁。南明为了弘扬忠义[16]，清军则想稳固在中原的统治，最终双方分别追谥了懿文太子之子。这与藩王先降封后追赠如出一辙，三人并无大过，却成了一场兵变的牺牲品，甚至年长之两人的谥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赐予。
随意赐谥、追谥，使赐谥制度一直得不到改良。王世贞列举了明中期种种谥法混乱的现象，宣宗追谥乳母及其丈夫，世宗追谥方士。世宗末期阁臣追逐名利，谥号的赐予变得更加迷乱无章，成为“大臣修怨贾利地”[8]1304。与请名请封相同的是，赐谥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主观行为，除却皇帝特意追赠恶谥或美谥外，赐谥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导致传统礼制的衰落。嘉靖（1522—1566）以前，对于藩王的谥号较为有序，亲王一字，郡王二字，郡王以下即使是包括辅佐人员在内的“摄府事”宗室（代理王府事务的人员）也照例不追谥。同时，朝廷确保普通宗人、庶人、降封者，乃至国绝及国除者皆无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谥号的泛滥。明前中期宗室成员不能参加科举，没有进仕的途径，自然也不会被列入文武官员的序列中，更不会有文武官特有的谥号。这一时期赐谥数量和范围的扩大，具体表现在宗支的无节制繁衍和世子的两次追封所造成的繁冗。早卒世子未袭爵，但因子孙袭爵而被追封为王，这种追尊现象主要发生在宣德（1426—1435）以后。永乐（1403—1424）年间，蜀世子朱悦燫最终的谥号也只是“悼庄”，而代、宁等府早卒世子不仅拥有二字谥，而且还享受到追封亲王，甚至追赠一字谥的待遇，这是效仿帝统追封的结果（元、明故太子均被追封为帝），也是为了方便皇族奉祀先王，使爵位的传承和血缘的传代有所依据。支末无嗣者②在明前期是不被加礼的，但在明中后期不断被追封、追谥。沈靖王在郡王爵位上就已去世，其子沈怀王仅担任沈府摄国事即卒，由灵川王支晋袭，不久靖、怀二王都受到了亲王层面上的追封、追谥。淮恭王嫡子朱载境也是如此，在郡王爵上去世并享受追谥的荣誉，最后又被追封为亲王，并被赐予“昭”的谥号[17]。追封亲王庶子也是谥号泛滥的一种体现，部分庶子已在郡王爵位上去世，却因为亲王无嫡子，由庶长支裔袭封而再次被追封为亲王，于是拥有两种谥号。这一现象始于嘉靖朝，如赵恭王朱载培还有一个最初的封谥——获嘉昭定王。管理府事人员若作为继承者，一旦早卒也会被追封、追谥，如万历（1573—1620）时期的朱慎镜被追封为晋敬王。郡王也不例外，临潼和僖王去世，其子朱秉欆袭秦王爵，其弟镇国将军朱诚润以不袭郡王爵为条件管理临潼府事，嘉靖（1522—1566）时却被追封为临潼靖安王。朱诚润后来又因为其孙朱怀埢晋袭秦爵而被追封为秦王，并赐谥“恭”[18]。
正德（1506—1521）时期礼部大臣否决了淮定王奏请追封其伯朱见濂为淮王的提议，认为这是“徒欲顾其私亲而不知继嗣之重，事体殊戾，况安王既追封入庙为三世之穆，清江王又欲追封，则一代二穆岂礼哉，祝号称呼不可以制册为据。惟当以所后为称，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无预焉”[19]2149-2150。可见此时朝廷坚决反对“一代多穆”，认为随便为祖父、父亲请谥会造成继统的紊乱和礼制的破坏，并要求日后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有旁支进袭王爵者不得奏请加封父母及其父母所生之子女，违者罪坐辅导官”[19]2162-2163。世宗即位后，追谥生父朱祐杬为献皇帝，追尊睿宗，开启了追封亲王旁支的先声。已知的追封亲王案例多达13 起，分布在秦、晋、沈、襄四府。嘉靖（1522—1566）初期，自成化（1465—1487）以来形成的郡王冒袭风气也激增了不少谥号，如交城荣端王以前王堂兄弟的身份晋袭为郡王，死后通过恩赐的方式获得谥号，其父荣僖王也因此被追谥。郡王在承袭的方式、享受的权力等方面远不如亲王。朝廷一般不轻易断绝亲王爵，可以通过晋袭的方式延续王爵，而郡王一般不许兄终弟及，管理府事者也仅仅享受自身的爵位，无法承袭王爵及其附属品——谥号。亲王余子若在获得爵位以前即去世，一般不被赐予藩号和谥号，但也有特例，如晋府安溪怀僖王死后获得封谥，可见谥号泛滥也是藩爵泛滥的具体表现之一。不过在隆庆四年（1570），朝廷要求冒袭郡王者改正，或自首或纠劾，一律不许请谥，这对滥封滥谥现象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
君主十分关注帝统本支和早卒太子的谥号。君主的谥字是权威的象征，一般先帝的谥号不能被后世宗室所用。皇帝谥法分两部分：庙号和帝号，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重复字，但又密切关联，如武宗谥号为“武”，帝号为“毅”，皆为武官系统的谥字。明代诸帝的庙号依次为德、懿、熙、仁、太、成、宣、英、宪、孝、武、睿、世、穆、神、光、熹、兴，其中曾用在明藩王身上的有懿、成、宪、穆，前二者在庙号中为祖，非有立国或再造者一般不得称祖。所谓“祖，始也，宗，尊也”[11]1283，“成祖”是在嘉靖“大礼仪”之争时由“成宗”所改[20]。除了懿祖为高皇帝三世祖，庙号的使用似可稍宽外，在帝统（将谥字作为庙号的君主）以后，嘉靖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成”与“宪”一般未用在藩王上。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就曾对周王橚曰：“礼，‘支子不祭’，王国庙祀，肇于始封之王。”[21]此句透露了祭祀为嫡长子之事，国家宗庙祭祀由帝支主持，王府宗庙祭祀才由各府长支主持。大礼仪之争时，礼部尚书汪俊也曾说到：“皇上（世宗）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兴献王），亦犹小宗不得祭大宗也。”[7]5059可见祖宗根本大计需由国家主持，祖宗之名、谥都需要被后世避开。嘉靖以后，此例不再遵从。明代帝号分别为：玄、恒、裕、淳、高、文、昭、章、睿、景、淳、敬、毅、献、肃、庄、康，其中被授予藩王的有裕、昭、景、敬、毅、献、肃、庄、康，它们同样只出现在嘉靖以后或帝统追谥以前，如穆宗的帝号——“庄”在万历（1573—1620）年间被淮、衡二府相继使用[8]1316。可见，在嘉靖以前是存在谥字避讳现象的，只有作为帝统支末世子的兴宗孝康皇帝，以及代宗景皇帝，二人所用帝号的避讳情况不明显。嘉靖以前为先帝取谥可谓煞费苦心，既要防止与先帝重复，又最好能与藩王谥字错开。世宗即位后似乎想要抛弃这种顾虑，以父亲兴献王的谥字直接作为帝号，标志着追封者的谥号可直接取自藩王，以此减轻藩王避讳的压力。从此，南明诸帝在追谥方面相继仿效，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明智的礼制改革，即从上下两个层面打破了原有谥字僵化的局面。但是这种改革也存在弊端，由原来的下避上转变为上避下，世宗为兴献王解决了帝号问题，标志着藩王取谥减少了避讳因素，为万历以后藩王可以直接使用先帝谥号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君主则尽量避开藩王取谥，帝、庙号主要从同时期藩王使用频数较少的谥字中选择，如“神”“光”“熹”“毅”“思”“绍”等[9]13。趋同的美谥成了藩王、君主取谥的共同方向，日益造成名实不符、君臣谥号不清晰的局面。
藩王用谥是存在恶谥的，与之不同的是，君主的谥号、庙号尽量要求其唯一性，而且尽量不采用恶谥。春秋时使用次数较多的“厘（釐）”“僖”古字互通，“僖”似乎是恶谥，但是刘师培根据《正义·谥法解》考证“厘（釐）”的三解都不是恶意，因此“僖”也不是恶谥。《明宣宗实录》对蜀僖王的评论是“淳厚端谨，言动率礼未尝有过”[22]。《内阁鸿称册》记载“乐闻善言”“恭慎无过”“小心敬畏”为“僖”。朝廷为了减轻宗室的避讳压力，君主取谥采取从上避下，“熹宗”之“熹”谐音“僖”。之所以“熹宗”之庙号曰“熹”，《明熹宗实录》称：“能收拾人心，挽回天步，虽有炀灶假丛之奸，而得人付托社稷，永固于苞桑，庙号曰‘熹’，盖称‘有功安人’云。”[23]朝廷对明熹宗也采取去恶扬善的方式追谥。福王政权追谥崇祯帝为“思”，忻城伯赵之龙认为“思”非美谥，于是改为“毅”[24]。为了继续发扬“为尊者讳”的理念，明朝中后期在贵族集团内部多用美谥已经十分明显了。
与亲王世子一样，早卒太子也拥有二字谥号，其使用具有一定的特色。第一，早卒太子的谥号超出常用藩王谥字，比如“文”和“冲”。“文”是当时朝廷翰林文官的专属谥字，“冲”虽起源较早，但在当时已不再用于藩王。第二，早卒太子的谥号不再完全采用藩王二字谥号的排序。郡王的二字谥号具有一定的顺序，一般按照“悼怀+ 恭顺”的模式排列。早卒太子的谥字不具备明显的顺序性，如怀献太子朱见济和献怀太子朱慈炅的两个谥字位置颠倒。第三，早卒太子的谥字排列打破了二字谥内部的固有排序。比如，“宪”在郡王谥号中一般打头排列，而宪怀太子朱翊釴的谥字用例中，美谥“宪”却放在平谥“怀”之前。第四，早卒太子的谥字以哀悼类为主，恭顺类、技能类美谥极少，体现了君主对于早卒太子的一片深情。可见，对早卒太子的评价是以君主个人的情感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偏私和礼制独断等特点。
随着建文（1399—1402）以后藩王地位的下滑和封建观念的转变，朝廷更多只注重藩王的恭顺态度，在评价藩王的功绩时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致使丧葬仪式在圹志等方面失去原有重典的意味。加之明中期君主更多考虑稳固统治，只求藩王不出现违背忠和孝的举动，并以美谥作为其恭顺的回报，这更加推动谥号成为尊荣的替代品。国家政局的变动同时带动了藩王内部的礼制变迁，宣德（1426—1435）以后亲王早卒世子可被二次追谥，嘉靖（1522—1566）以后通过晋袭而来的亲王可追谥本支生父，亲王早卒余子也破格被追谥。世宗即位后，朝廷为了尽量避免干扰藩王的取谥范围，主动选择同时期使用次数较少的藩王谥字，不仅使君主庙号、藩王谥号都过于美化，而且加剧了藩王谥号名、实分离之程度。藩王赐谥制度本应秉承儒家礼教，但受文化、政策等因素影响，其实质效果逐渐脱离既定的正名分思想，违背了赐谥的公平性原则，反而回归到最初的抒情功能——赞美与哀悼。到了明后期，朝廷甚至对地方王府不管不问，赐谥制度未因时制宜进行改革，最终成为荒诞无稽的笑柄。
注 释：
①恽丽梅结合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对皇帝庙号谥册的类型、上册时间等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参见《明代皇帝谥册》，载《明清论丛》2016 年第1 期，第125-146页。郑庆伟认为古代谥法最终定型于明清，而帝王谥号有美无恶，体现了明代价值评判观念的转变，参见《明代帝王谥号研究：以太祖和武宗为例》（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 年）。田冰分析了官员谥字的特点，认为特恩赐谥和美谥成了趋势，而“文”谥用在翰林官员身上也成了明代的新规，参见《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载《史学月刊》2010 年第6 期，第24-33页。李佳认为明代以谏为忠的观念逐渐显露，君主的个人意愿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官员尽忠的外部动力，参见《明代官员“忠”谥考论》，载《求是学刊》2014 年第2 期，第160-167页。
②支末世子也属于早卒世子，专指没有子嗣的那一类。亲、郡王支末世子去世，可由旁支按伦序袭爵。通常亲王支末世子会被赐谥，郡王支末世子不被赐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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