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学习提纲及学习研讨发言材料范文3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学习提纲
一、学习目的深刻领会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八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浴血奋战，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中共人民共和国，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二、学习内容
（一）
五四运动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与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效仿，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党的历届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党的二大。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家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党成立不过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具体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会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案，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广大的群众中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这对建党初期工农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内容详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党的三大。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已的独立性。党的三大第一次修订党的章程，对二大党章进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党的三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还组成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局。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注：国共合作、大革命兴起等内容详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党的四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党的四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党的四大还决定在全国范国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的数量，巩固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党的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对支部建设提出具体要求，规定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党的四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原先就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右派重新活跃起来，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工农运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等内容详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党的五大。在大革命紧急关头，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注：土地革命风暴、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内容详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党的六大。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通过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在党员管理制度和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古田会议，红军反“围剿”斗争，九一八事变，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等内容详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党的七大。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此前大会预备会上强调看齐意识，他说“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人党的史册。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和人民立场、胜利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恩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创造了政治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学习研讨发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建立新中国的成长史，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创业史，是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绝处逢生，磨难之中百折不挠、浴火重生，失误之后直面问题、拨乱反正,从稚嫩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成为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通过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担当起民族救亡和复兴的重任，才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具有应对和化解危机的高超智慧，才具有刀刃向内纠偏正向的决心勇气。下面，我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基于自身体会确认的伟大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历了重重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100年来，我们党从嘉兴南湖上的红船出发，沐浴了北伐战争的洗礼，经受了土地革命的磨砺，穿越了抗日战争的硝烟，走过了解放战争的炮火，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幸福安康的广阔道路，更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在“十四五”开局起步、各项重点工作全面开启的特殊时期，我们更应切实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100年前，党建立之初就庄严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和打算，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它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从“大革命时期”号召人民一起“打倒列强、除军阀”，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再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些口号都体现了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思想，都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启示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站稳人民立场，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体到我县，就是在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促发展，强保障、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中，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凝聚强大合力，全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三要始终坚持攻坚克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中央面临了1927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革命力量被屠戮殆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拒绝和平民主要求，敌我力量悬殊等一次次绝境，但党中央并没有被巨大的困难压倒，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化解一次又一次危机，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近年来，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实现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我们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历史欠账还有很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尤其是，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各项事业发展必将面临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经验、汲取智慧、汲取力量，秉承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找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全面补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生领域的欠账，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扎实基础。
四要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党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党能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通过吸取教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从而获得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做到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不断自省和自我革新，认真开展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充分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手段，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以刮骨疗毒的狠劲，深入剖析整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以新担当新作为展现新时代领导干部新姿态。
党的历史是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只有准确把握党史最基本的内涵，不断从党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深入研讨党史，始终保持对党的信任和信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伟大胜利作出应有贡献！
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研讨发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过28年的伟大历程，带领全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所发表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深刻，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可以说，扎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宣贯工作，既是一次把握历史、把握规律远景、把握我国“十四五”规划期间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学习。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坚定信仰，坚定党性教育，践行初心使命，提高党性修养。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在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困难、勇于解放、追求真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一部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伟大飞跃的实践史、奋斗史。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建立新中国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党在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时代价值。
在建党百年新的历史关键节点，我们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践行初心使命，在党史学习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深刻领会党史承载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结合单位实际，推动改革发展。
作为一个领导者，我将结合自身岗位实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运用到工作实处，把握其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工作中加强责任感，坚定在公司转型发展上率先瞠出一条新路来的信心决心。
漫山遍野的树林舒枝展叶，美如锦、红似火、色如霞，泥土的潮气和野草、瓜果、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长烟、落日、闲云，都静静地浓缩在天地苍茫间、岁月尘埃里，为这个季节更添一抹雄浑的色彩。
漫山遍野的树林舒枝展叶，美如锦、红似火、色如霞，泥土的潮气和野草、瓜果、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长烟、落日、闲云，都静静地浓缩在天地苍茫间、岁月尘埃里，为这个季节更添一抹雄浑的色彩。
抬眼望，只见旭日撒出一缕缕希冀的纤绳，蓝天飘着几片云，犹如一匹匹刚刚织出的彩缎；南归的大雁驮着阳光列队向远方飞去，一路洒下此起彼伏的叫声，平仄交错，仿佛来自岁月深处的某种叮咛或提示。看远方，树上、草上、路上，屋顶、山峦、河滩都披一袭薄薄的衾衣，那么素净，那么清秀，晶莹剔透，形状各异，朦朦胧胧，真可谓“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
秋霜，年年岁岁静静地守候着季节的轮回与气候的变化，在这无言的重复中把风雨和时间转化为染料，给大自然绘出色彩斑斓的画卷，犹如沧桑的花絮涂抹在岁月的眉弯。
有秋霜的地方就有风景，有秋霜的地方就有色彩和魅力。“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那动人魂魄的秋之声与宁静多彩的秋之色如此妥帖地结合在一起，让梦想、冥想、玄想和心灵飞升，激起了多少人在感情的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澎湃起激流般的生命激情，也给多少曾经傲雪凌霜的人带来难以忘怀的记忆。
（二）
秋霜，你是深秋的精灵，你是上苍的赐予，像一把金色的钥匙，打开了丰收的大门，大家在溢满泥香的沃土里收割着成熟的谷物，堆积起丰登的五谷，也摆开了年复一年对酒高歌的千米长宴。?
你瞧，金色的田野、烂漫的山坡，到处都响起了报捷的呼叫：熟了，熟了……凡是在春天里付出努力的人，请品尝自己用汗水换来的成果：种瓜的，请得瓜；种豆的，请得豆。秋霜，给我们带来了既新鲜又美味的瓜菜果蔬，送来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没有哪个季节，能像金秋这样惹人动情，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再高超的丹青妙手，也难以调配出那美轮美奂的瑰丽。
飒飒秋风，千层叠嶂，七彩世界是霜打万物后变成的神奇，甘美和丰满是霜染后呈现的杰作。那一片片庄稼，远看，深深浅浅，随风起伏，好似翻滚着千层波浪，蔚为壮观；近看，稻谷笑弯了腰，高粱涨红了脸，玉米乐开了怀。眼前一切好似一幅油画，不仅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充满了人们的心灵，占据了人们全部的生命空间。
秋日文静的面孔，盈盈的目光，欣喜地俯视着场园里排列的清香的稻捆，这金色的“娃娃”躺在乡村静谧的梦中，给你以丰盈、殷实，给你以遐想、欢畅。霜凝大地，把粮仓堆满了，把大家的心也装满了。沐浴着充沛的秋光，显得那样的安详与坦然。
月华如水的秋夜，人们总是在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金秋，总是让人感动，在每一个中国人梦中和心头顾盼千万、巧笑千年。
（三）
秋霜，你是洁白的音符，你是诗词的意蕴，在寒意中打磨、镌刻自己，凝结着秋天的身影，孕育着无数骚人墨客的绵绵情思。一轮千秋明月照彻了诗坛古今，与中国多少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秋收、秋耕、秋种， 秋祀、秋试……先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律地完成着这些生活必需的仪式。这些仪式最终化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化成乡愁，化成日子，化成秉性，化成一个民族千年的文明。这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轮撞击。
蹚过中华文化长廊，时而会进入“一片秋色”。沐浴秋光，融入自然，怎么能不让人感受“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的豪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丰俊，“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淋漓，还有“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的高远，“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幽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阔。秋天是中国文人笔下永恒的主题，也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形成了一种“秋色文化”。
秋霜，正是你用一颗透明的心，让秋水更加澄净和透亮，让大地更加五彩斑斓，也令一代代文人的心为之悸动。在灿若星河的古诗词中，或豪放，或婉约；或壮志豪情，或柔美含蓄，从孔子的《诗经·郑风·萚兮》到李白的《子夜秋歌》，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到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都会让人不禁赞叹古人对秋感悟的深邃，敬佩将语言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千百年来，在久远的岁月深处，很多文人墨客曾久久凝望过被秋霜点染过的秋天，激发了他们吟风弄月，以自己也遏制不住的天才挥毫泼墨。
秋霜，给人双重的供给和慰藉，既有稻谷的分外清香，又有唐诗宋词的淳风醇俗、万般风韵。金秋，因此成为一年中最富诗意的一个时节！
（四）
秋霜，你是深秋的沉思，你是哲理的昭示，用短暂的生命装扮了晚秋的美景，以最美的图画诠释着一个个哲学的道理，让人看见了凄清，更让人看到了重生。
经过了凄冷的夜晚，经过了秋寒的考验，经过了痛苦的洗礼，秋霜才展示出它骄人的高洁和晶莹中藏着的精彩。金秋里蕴含着多少哲理的诗意，像黄金一样，闪亮在苍茫的原野。叶的呼吸，花的呐喊，光的颤动，充满周围的空气，充满野兔贲张的血脉，既以它最美的姿态，展示自然的美好，又以它的成熟和厚重，使人们自觉地继承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在这静默的秋色之中，让心与之共沉浮，收获人生的真谛。
秋天，树叶迎风飞翔，像一只只蜻蜓飞在空中，最后全部沉淀在潮湿的大地上，化作原野与庄稼的细胞。从生命的原点出发，最终回归生命的原点，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原点，这是生命的大美。感受秋霜，感受生命，以一种谦卑的姿态看待这个世界，留一份寂寞给生命，留一份简单给生活，用自己的阳光照亮自己。
咸丰五年（1855）五六月份，连续暴雨致使河南兰阳县（今兰考县）境内的黄河水位迅速抬高。六月十八日（1855.7.31），铜瓦厢堤坝出现坍塌。两日后，黄河在此处决口并由此改道山东入海，这便是数千年黄河史中的最后一次改道——铜瓦厢改道。黄河改道之后，山东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新黄泛区，而原河道流经的安徽和江苏则自此摆脱黄患影响。如果堵筑铜瓦厢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黄患会再次危及安徽和江苏。对于清廷而言，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重要抉择。所以，围绕黄河“改道”与“复道”问题，清廷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其中，“复道”派始终处于劣势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咸丰五年（1855）五六月份，连续暴雨致使河南兰阳县（今兰考县）境内的黄河水位迅速抬高。六月十八日（1855.7.31），铜瓦厢堤坝出现坍塌。两日后，黄河在此处决口并由此改道山东入海，这便是数千年黄河史中的最后一次改道——铜瓦厢改道。黄河改道之后，山东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新黄泛区，而原河道流经的安徽和江苏则自此摆脱黄患影响。如果堵筑铜瓦厢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黄患会再次危及安徽和江苏。对于清廷而言，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重要抉择。所以，围绕黄河“改道”与“复道”问题，清廷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其中，“复道”派始终处于劣势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咸丰时期的“无防无治”
铜瓦厢堤坝被冲毁的当日，署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扬即上奏决堤之情并着手抢险工作，却不承想仅仅两日之后，汹涌奔腾的黄河水脱离原有河道一股脑儿地涌向山东，淹没摧毁大量房屋、树木和田地。按照惯例，收到蒋启扬第一份奏报的咸丰帝应即刻下诏抚恤受灾地方并要求立即堵筑漫口。但是，随着黄河险情的不断升级和堵口工程所需费用的日益明确，咸丰帝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数百年不遇的黄河大改道，黄河堵口工程所需的巨额费用已远远超出清廷财政的承受范围。并且，这一年正值太平天国北伐西征之后的全盛时期，为应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威胁，清廷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倾向军费，并于咸丰三年（1853）设立厘金制度以最大限度地网罗民间资本来补贴军用支出。可以说，在清廷财政捉襟见肘的当口，咸丰帝着实无法筹集到巨额经费用于黄河的堵口工程。所以，七月二十五日（1855.9.6），在铜瓦厢决口一月有余之后，咸丰帝下诏暂行缓堵漫口，要求对改道后的山东黄河段因势利导、涉法疏消。只是，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牵绊和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咸丰帝对黄河提出的“暂缓”政策始终不曾有任何改变，且终其一生未就黄河改道提出治理之策，最终致使黄河处于“无防无治”的状态并侵蚀着新河道流经的河南、直隶和山东地域。
同治时期的河运与海运之争
?如果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压迫，可以作为咸丰帝暂堵漫口的托词，那么通过洋务运动开启中兴时代的同治一朝则开始主动面对并尝试解决改道后黄河造就的灾难。此时，“复道”派以恢复山东运河之漕运为由再次提出黄河问题。同治七年（1868），黄河在河南荥泽发生决口，进入安徽省境并威胁江苏淮扬一带。面对黄河决口和再次回归故道的可能性，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借此时机提出黄河“复道”的主张，并且给出了一个对清廷而言极具诱惑的理由——黄河“复道”可以解除黄河穿运之患，继而重开被黄河泥沙淤积而停运的漕运。维持大运河畅通以保证漕粮的运输，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治河重点，尽管此时慈禧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却也不愿意断然放弃对运河的整治和漕运的维系。所以，慈禧派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复道”与漕运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只是，在调查行动开始之前，慈禧太后早已下令进行荥泽决口的堵筑工作。最终，曾国藩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决口合龙之后才送达慈禧手中。可以想见，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只会有一个——“遽难恢复黄河故道”。
但是，“复道”派的努力并未停止，而慈禧也依旧希望能够寻求河运维系的方式。同治十年（1871），黄河在山东郓城的决口再次为丁宝桢等人要求黄河“复道”提供了契机，而这也由此引发了朝野有关“复道”与漕运维系的一场大辩论。最终，慈禧令李鸿章前往山东勘察。5个月之后，李鸿章上奏称故道既复，河运亦难以恢复。如若失去黄河的水流支持，借黄济运的山东运河单纯依靠沂水和汶水等水系，难以支撑运河漕船的航行。所以，黄河回归故道对运河的治理无甚帮助。而且，经过洋务运动洗礼的李鸿章提出应该由海运代替漕运来完成由南至北的漕粮运输。运河不仅效率低、运费高昂，加之各级官府的盘剥和贼患，以及运河疏通的治理费用，漕运已经成为清廷之积弊。所以，清廷应该趁此时机，将办河办漕的财力和精力用于省时省力省财的海运。最终，慈禧决意黄河“改道”山东，而同治朝的争论最终以“改道”派的决胜而告终。
光绪朝堵口浚旧堤与顺河修新堤之争
1875年，年仅5岁的光绪帝登基，此时距离黄河铜瓦厢改道已整20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山东巡抚丁宝桢着手修筑黄河新堤，但终因工程浩大和经费紧张而在修筑一部分后宣告中止，而“复道”亦被慈禧所否决，所以“复道”派只能重新为减少山东黄患灾害寻谋出路。其中，山东籍官员游百川等人提出将黄河水引入山东境内的马颊河、徒骇河等以达到分流黄河水的目的，但因清廷“暂缓开引”被否决。既然已经毫无退路，时任山东巡抚陈士杰开始大规模修筑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大堤，终于光绪十年（1884）竣工。但由于经费短缺和工程难度大等问题，大堤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而山东民众亦对此怨声载道。
为更好地解决山东的黄河水患问题，慈禧选择山西巡抚张曜前往山东勘察。张曜提出分流3/10的黄河水入黄河故道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黄河故道流域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包括两江总督曾国荃和江苏巡抚崧骏等。光绪十二年（1886），张曜就任山东巡抚，在不遗余力地补修山东段黄河大堤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主张分流黄河入故道。在黄河新道与故道各地方官为黄河是否分流争论不休之际，黄河的再一次决口将双方的争论推向了制高点。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河南郑州段的南岸决口，这一位于铜瓦厢上流的决口将黄河水完全引回黄河故道，而此前铜瓦厢决口改道造成的山东、直隶等地的新河道则完全断流。趁此时机，山东巡抚张曜重提堵筑铜瓦厢决口，让黄河重回故道。面对清廷赋税重地江苏地域的黄灾，慈禧没有任何犹豫地要求迅即堵筑郑州决口。至于是否堵筑已经断流的铜瓦厢决口，让黄河“复道”或者“改道”，慈禧派遣礼部尚书李鸿藻前往河南查办决口情形。经过勘察，李鸿藻认为应趁此时机让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这一结论，慈禧的态度是清廷财政无法在堵筑郑州决口的同时，再承受堵筑铜瓦厢决口的费用。接着，慈禧要求曾国荃等人勘察黄河故道，以初步估算修复故道的用度。
最终，曾国荃就黄河宜南或宜北两策，进行了权衡，而其理由主要是为清廷算了一笔经济账。此时，黄河已经改道30余年，而山东也已经修筑了官堤，所以黄河“改道”山东并不至于使山东受损。但是，黄河回归故道却有诸多经济的损害。其一，故道下游流经之江苏是赋税重地，如若受灾，则国家赋税损失严重；其二，官方需要支出一笔巨额费用，以用于铜瓦厢的决口堵筑；其三，“复道”之后，安徽、江苏两省常年淤积和年久失修的旧河道已经难以承受黄河带来的泛滥、决口、淤积等诸多问题，所以必须重新修整旧河道。最终，清廷在堵筑郑州决口之后，并未再提及铜瓦厢决口堵筑之事，而争论30余年之久的黄河“改道”与“复道”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