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巍，马 婧
(江苏海洋大学 商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正逐步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战略引擎。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系统不仅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1]。另一方面，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对我国引领和服务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是“十四五”时期形成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2]。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因此，研究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之间的关系，客观评估三者的协同发展水平，理清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机制，对于促进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协同发展，赋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65%提升至2020年的31.7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高水平尤其是制度型对外开放成为新发展格局下的迫切需要。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要在当年年底放宽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确保落地，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放宽外资机构设置限制，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要想实现金融发展势必加快金融业的开放，这让投资者看到了机遇，2018年至2021年5月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100余家各类机构，诸多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3]。例如，成立由外资控股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理财公司，成立首家外资独资货币经纪公司等。随着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不断兴起，金融业的开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双循环”也已是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20个国家的国际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交流机制，对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业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创新必然通过科技开放来传播与进步，势必对经济开放带来显著推动。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出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益，据现有数据观测，2003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37%，2020年已大幅提升至60.20%。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已成为我国实现更优经济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1.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开放之间的互动研究相对较少，更多聚焦于金融开放本身或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例如，吴贤坚等[4]和杨继梅等[5]实证分析发现，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同金融开放处于较合理的区间时，金融开放才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
反之，过高或过低均会带来负效应。朱荣华等[6]以货币政策为视角，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研究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何剑等[7]和吴少将[8]分别从国家层面和省域层面验证了金融开放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赵巍等[9]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沿海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开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者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相关比率正向促进经济开放，金融中介效率和金融结构反向抑制。
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开放的互动研究则相对较多。如宋晓波等[10]采用熵值法分析了2006—2015年各省份科技创新与对外贸易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二者密切程度和协调性整体不高且区域间差距较大。宋洪玲等[11]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通过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来提高对外开放，会抑制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
通过提高外商投资总额则会推动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张智楠[12]以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T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出口对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均对其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关于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互动研究也很多，郑好等[13]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其效应边界，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测度效应边界为850千米左右，超此边界则不显著。戴伟等[14]从八大经济区层面探究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支持力度最大，各地区现差异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但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亦有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具体行业的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刘义臣等[15]通过对我国各地区科技金融与先进制造业的耦合协调度动态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各地区的耦合协调状况呈逐渐优化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差异。
综上来看，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经济开放的影响并非长期促进，存在一定条件下的抑制，而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存在正向激励且二者协调发展。现有文献大多侧重对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三者中的两两关系进行分析，鲜有学者从新发展格局的视角，对三者间的复合系统协调关系开展研究，为本文留下了较大的探索空间。鉴于此，本文在新发展格局视域下，通过构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开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力图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量化研究，为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理论基础
金融和科技是经济开放过程中的重要支撑，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擎，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素。它们三者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系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经济开放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稳定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驱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经济开放亦能反向推动国内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发展，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开放影响机制方面。经济开放过程包含产品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和要素市场开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两者的开放进程正逐步加快，要素市场开放的国家比较少，一直处于相对禁止状态。金融发展正是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直接或间接推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一方面，金融中介能够在经济开放过程中提供资金的有效融通，也正是因为其存在才能使得资本能够顺利进入产业循环过程中，满足各行业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各自行业有效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企业贷款利息，这会扶植更多优质企业加速成长，必然带动产品贸易的进出口。同时，金融市场领域的加速开放还能够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同时也为我国国际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搭建了更高资本合作平台，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基本面支持。与此相反，经济开放能够反向助推金融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能够带动吸引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发展业务，同时也会带来国际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管理手段，激励国内金融领域的不断革新和完善，在与国际合作与发展中形成诸多中国金融业的最佳实践。
其次，科技创新为经济开放提供驱动力量，而经济开放则反向推动技术升级与扩散的“溢出效应”。国际竞争的本质在于科技竞争，一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也依靠科技创新，与欧美等创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低了接近30%[16]。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实现经济开放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反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复杂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以政府主导的科研体系效率正逐渐下降，很难全方位覆盖技术升级。此时开放市场的双向互动可以引导科技创新，拉动有效需求，促进知识商品化[17]。与此同时，技术扩散具有正外部性，经济开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激发中小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力，增强引领企业的示范效应，能够“高质量”地引进来，促进技术转型升级，壮大我国人才队伍。
最后，在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性方面，金融发展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充盈的资金可以提高生产者获取知识的效率。因为知识的形成是宝贵的，需要长期投资才能将其转化为产品再形成产业，而全方位、多样化的融资体系能够促成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同时，科技创新能够反向提高金融支持效率，鼓励更多科技型企业通过金融工具融资，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功能。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是一个协同的过程，需要彼此共同发挥作用。科技部门和科创企业应通过合理渠道融资来提高科研经费投入，金融部门也应该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满足不同科研工作的融资需要。
1.熵值法
一般而言，综合评价指数可以通过对指标赋权并进行加权计算得到，熵值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常用方法，可有效避免主观赋权的缺陷，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基于历年相关指标数据，可以计算出相应指标的权重，从而最终得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发展三者的综合评价指数。熵值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设xτij表示第τ年省市i指标j的原始数值，Xτij表示相应的标准化数值。对于正向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
反向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2)
第二步，计算指标权重。设Yτij第τ年省市i指标j的权重，有：
(3)
第三步，计算信息熵。设第ej表示j个指标的信息熵，有：
(4)
第四步，计算信息效用值。设dj表示第j个标的信息效用值，有：
dj=1-ej
(5)
第五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设wj表示第j个指标的权重，有：
(6)
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刻画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程度强弱的度量，若耦合度越大，则表明子系统间协调程度高；
反之，则表明子系统间协调程度低。根据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系统模型，可推广到多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由此可以得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开放三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
(7)
其中，C表示耦合度，U1、U2、U3分别表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三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8)
式(8)中，wj表示指标j的权重。
通常，耦合度只能描述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强弱的程度，但无法判断复合系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发展的，可能会存在三者综合指数都较低，但三者耦合度却较高，而系统实际处于较差的协调状态[18]。因此，为进一步探究各系统之间的良性作用程度，判断整体的发展水平，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D来分析系统协调程度，计算公式为：
(9)
T=αU1+βU2+γU3
(10)
其中，T为平均综合指数，α、β、γ分别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三个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的权重，满足α+β+γ=1。一般认为三个子系统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取α=β=γ=1/3。
借鉴霍远、朱陆露[19]的研究方法，利用连续型分布函数法来确定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将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3个协调区间和10个协调等级，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首先需要构建三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良性的金融发展要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能均衡发展，因此在金融发展子系统设定方面，选取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个一级指标并分别设定相应的二级指标。考虑到在线业务的普及导致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和机构从业人员数缩减，因此金融发展子系统中未加入这两个常见指标。科技创新能力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进行发明创新的综合实力，其评价指标的构建不同学者各有侧重，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指标评价体系，分别从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与环境三个层面选取了相应的二级指标。经济开放方面，立足新发展格局视角，考虑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分别从产品贸易、资本市场和经济合作三个层面选取相应指标。最终，构建了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开放三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计算出各项指标权重，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值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开放评价指标体系
一般认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开放度也相对较高，故选取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具有领先地位且差异性相对较小的5个省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以探究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开放系统的协调状况。为确保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本文选取了2009—2019年11年间的相关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为2010—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等资料。
1.综合指数测算
根据前文的评价方法与计算模型分别计算出2009—2019年沿海5省市对应年份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开放各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均值，并计算出各省市综合指数年度排名。
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广东省金融发展综合指数由2009年的0.169增长至2019年的0.775，增幅最大，均值排名第一。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锋军，广东省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金融发展实现飞跃有目共睹。山东省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从2009年开始一直处于最低位次，但一直呈稳定增长状态。原因是除权重之和为0.348的原保险保费收入、保险赔付支出和保险深度三个指标数值相对较大外，金融发展子系统剩余指标数值与其他四省市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在2015年以前，得分和排名一直处于接近状态。自2015年起江苏省得分开始领先于浙江省，直至2019年二者得分再次接近。在这11年间，两省份的金融行业均实现了较快发展。上海市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在2009年以0.245的相对较高得分开始，至2019年以0.493的相对较低得分收尾，且在这期间得分排名也一直处于上下波动状态，增幅与其他四省市相比最小。究其原因，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2010年间国内外经济复苏，上海市各项存贷款数额增多，市场利率水平上升，保险业改革持续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提升。2011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后，上海市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压力，国内外环境变得更为复杂，金融发展增速放缓，综合指数出现下降。2018年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再次出现下降，发现可能与该年度上海市原保险保费收入减少和上市公司股票筹资额大幅下降有关。
表3 2009—2019年沿海5省市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及排名
科技创新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及排名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江苏省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均值最高，综合指数排名自2011年起一直居于首位，直至2018年排名开始有所下滑，但指数大小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浙江省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均值排名第四，山东省次之，二者相差不大，但与其他三省份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原因是权重之和达0.439的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指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标与其他三省市相比，数值差距较大。上海市2009年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值为0.272，排名第一，山东省和浙江省直至2018年才赶超该数值，说明上海市科技创新能力起点相对较高。该市除2010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实现了稳定增长。究其原因，权重为0.271的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指标，由2009年的每人0.003 6篇下降至2010年的人均0.003 4篇，降幅达6.4%。广东省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均值虽排名第三，但综合指数在2009—2019年所有年份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增幅最大。
表4 2009—2019年沿海5省市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及排名
5省市经济开放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及排名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广东省综合指数得分自2009年起一直处于首位，综合指数均值得分为0.644，排名第一；
与综合指数均值排名第二的江苏省相比，均值领先其高达0.285。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发展态势良好，正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江苏省经济开放综合指数得分自2009年起一直居于前列，综合指数均值为0.359，排名第二。与广东省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在经济开放系统内，江苏省除港口货物吞吐量连年领先于广东省外，系统内其他指标数值与广东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或被其逐年追赶直至大幅超越。上海市经济开放综合指数得分历年排名第三，均值得分也排名第三。除2012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实现了稳定增长。究其原因，上海市的进出口总额、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等指标数值在2012年度均出现了不同幅度下降。浙江省经济开放水平综合指数均值得分为0.183，排名第四，与排名第三的上海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该省除2016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实现了持续增长。原因是占比0.220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由2015年的6 788.47百万美元减少至2016年的3 127.59百万美元，减幅高达53.93%。山东省综合指数均值得分为0.137，排名最后。2009—2018年山东省历年经济开放综合得分均处于最低位次，直至2019年超越浙江排名第四。
表5 2009—2019年沿海5省市经济开放综合指数及排名
2.耦合协调状况评价
根据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公式计算出沿海5省市2009—2019年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开放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测算值，并计算出各省市系统耦合度及排名，结果如表6所示。总体来看，沿海5省市的系统耦合度自2009年起均已超过0.8，并在之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属于高级耦合状态[20]，说明沿海5省市的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开放系统之间关联性较强，三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海市的系统耦合度均值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各省市之间相差不大。
表6 2009—2019年沿海5省市系统耦合度及排名
由于耦合度不能有效地反映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将通过计算耦合协调度来更好地分析三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关系，耦合协调度及排名如表7所示。
表7 2009—2019年沿海5省市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排名
根据表1耦合度和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总结出2009—2019年沿海5省市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如表8所示。
综合表7、8可知，沿海5省市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其中，广东省的耦合协调度增幅最大，自2010年起一直排名第一，2012年率先进入了初级协调等级，至2019年又率先达到优质协调等级，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江苏省的耦合协调水平仅次于广东省，耦合协调度均值排名第二，耦合协调等级自2009年的濒临失调提升至2019年的中级协调。浙江省的耦合协调度排名一直比较稳定，历年处于第四位，但耦合协调度一直在持续增长，协调等级也由2009年的濒临失调提升至2019年的初级协调，均值已达到勉强协调状态。山东省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差，耦合协调度排名历年处于最后一位，且耦合协调度均值等级为濒临失调；
山东省的起点虽低，但仍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其耦合协调度从2009年的0.207上升至2019年的0.569，协调等级由中级失调提升至勉强协调，增幅第二。上海市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起点最高，2009年为0.479排名第一，但整体增幅最小。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出现小幅回落，可能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和经济开放综合指数在这两个年度连续下降有关。
表8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开放水平系统耦合协调类型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深入探究了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对构建沿海地区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结果发现：(1)沿海5省市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的综合指数均呈稳定增长态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也呈稳定上升趋势，说明系统间彼此相互影响，协同发展。但整体来看，作为开放最前沿的沿海地区，三者间离实现优质协调发展仍有较大差距。(2)具体来看，沿海5省市的系统耦合协调性存在较大差距。广东省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是唯一均值达到初级协调等级的省份。该省一路高歌猛进，率先进入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至2019年又迅速升至优质协调等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排名第二的江苏省，虽与广东省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但其发展势头良好，耦合协调度持续稳定增长，至2019年已达到中级协调等级。浙江省和山东省二者虽起点相对较低，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皆为濒临失调等级，但二者同江苏省一道呈稳定增长态势，未来形势很是乐观。上海市系统耦合协调度2009年起点得分最高，但至2019年这11年间增幅最小，且期间呈波动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62处勉强协调等级，与均值同处该等级得分为0.599的江苏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沿海各省市“十四五”时期应当因地制宜，注重补齐发展短板，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金融发展上，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四省市，省内直接融资比例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其他沿海四省市除广东省金融综合指数突出外，剩余三者差距较小。这就要求各省市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加快创新金融业发展新模式。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入驻国内市场，特别是驻扎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这就更需营造投融资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国内大循环，为“双循环”提供高质量金融支持。
在科技创新上，要想实现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就要实现科技创新“双循环”。要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上的突破，特别是在关系国家命脉和战略利益的重大创新领域实现突破，真正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减少更多“卡脖子”问题发生。更加重视江苏、上海和广东等科技引领省市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挥技术扩散的正外部性效应，辐射带动周边省份技术升级。同时，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经济开放过程中的区位优势，面向国内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开展技术创新，通过高质量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实现技术转型升级。
在经济开放方面，广东省以绝对的优势领跑于其他四省市，其经济开放指数在2019年为0.879，排名最后的浙江省仅为0.240，二者差异显著，且其他三省市该指数得分也相对较低。其他省市应当借鉴广东省先进的开放经验，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一定要与深化改革相结合，以全面开放促进全面改革，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充分发挥沿海自贸区优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产业政策向普惠方向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两大引擎在经济开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总而言之，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要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三系统相互扶持，向实现优质协调发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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